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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影响：美中贸易战对两国和全球经济均造成了明显影响。美国先后对约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并在2019年宣布再对约3000亿美元商品加税10%（部分后来上调至15%）。结果是美国自中国进口大幅下降，中国对美出口也下降，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普遍承担了关税成本。研究显示，2018年美国对华关税将美国家庭每年平均成本增加约419美元。关税几乎完全转嫁到美国进口商品价格上，中国出口商并未显著降价吸收关税。美国进口商每月因此多支出约44亿美元（其中约30亿是税收转移，14亿是效率损失）。美国企业为了避税也调整供应链，从其他国家采购成本更高的替代品，造成无谓损失。例如10%的关税令进口需求减少43%，并迫使部分进口转向成本更高的他国供应，产生效率损失。美国出口也因中国报复受挫，美国对华出口在贸易战开始后明显萎缩。受关税和不确定性影响，2019年美国制造业出现放缓，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一度跌破荣枯线年最低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口受限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贸易战使2020年全球GDP增速降低0.5个百分点，相当于损失约4550亿美元产出。全球贸易增长也放缓：2019年上半年全球贸易量仅增长1%，为2012年来最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贸易量下降，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并未明显缩小，“双边贸易逆差基本未变”。这表明关税未能实现特朗普降低对华逆差的初衷。

　　政治动机：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政治动机包括缩小贸易逆差、保护国内产业和迫使中国改变经济政策。一方面，特朗普在竞选中将巨额对华贸易逆差形容为美国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将削减逆差视为振兴制造业、夺回就业的手段。他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在301调查报告中详细列举了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贸易战被定位为迫使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结构性问题上让步的筹码。特朗普政府还希望通过关税向国内支持者展示强硬立场，以兑现“让美国再度伟大”的承诺。在2018年中期选举和2020年大选前，强硬对华姿态被用于巩固其核心选民基础。例如，特朗普多次公开表示“关税是好东西”，声称中国在“支付关税”，以此强调其政策正帮助美国。然而事实是关税成本主要由美方承担，美国政府后续不得不出资补贴受损的美国农民等群体。

　　国际关系：美中贸易战导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并波及全球外交格局。2018年两国互征关税后，美中关系掉入数十年来低谷。中国视美国关税为公然施压，采取反制措施并在国际场合谴责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贸易紧张局势也影响了其他领域的合作，使得两国在科技、人权等问题上的摩擦加剧。美国的传统盟友和贸易伙伴则被迫在美中之间调整立场。许多国家担忧美中对抗升级殃及全球经济，对多边贸易体系造成冲击。美国同时在世贸组织（WTO）对中国提起多项诉讼，指责中方不守规则；而中方也诉诸WTO挑战美方关税合法性。这场贸易战的外交后果之一，是使美中关系由经贸摩擦演变为更广泛的战略对抗，有评论称其演变成了一场新冷战。同时，美国对盟友施压要求共同对华强硬，试图通过组建联盟在经贸上遏制中国。这种做法在特朗普任期末和继任的拜登政府初期表现为美欧日协调施压以及建立供应链联盟等。然而，贸易战也使一些国家更加紧密地与中国合作以对冲美国压力，例如中欧在特朗普任内加紧商谈投资协定（尽管后来受阻）。总体而言，美中贸易战令美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紧张对立，并重塑了部分国际关系格局。

　　意识形态：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反映了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意识形态取向。他奉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理念，认为过去自由贸易协议让美国吃亏，主张通过关税和强硬谈判恢复美国经济自主权。这种观念带有19世纪重商主义色彩，强调贸易顺差和制造业本土化。正如布鲁金斯学者指出，特朗普的贸易观基于一种“重商主义世界观，强调保护主义和激进运用关税。特朗普和其顾问（如彼得·纳瓦罗）认为工业空心化与不公平贸易直接相关，关税既可作为谈判筹码逼迫对手让步，也被视作本身有利可图——既鼓励制造业回流，又能为政府增加收入BROOKINGS.EDU。这种保护主义背后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优先照顾本国工人和企业利益，即使以削弱全球贸易体系为代价。对华强硬也与意识形态竞争相关，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模式视为对美国主导的自由经济秩序的挑战，贸易战被赋予维护美国价值和制度优势的意义。因此，经济民族主义和对华意识形态戒备共同驱动了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决策。

　　长期影响：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影响在其任期结束后仍持续。首先，大部分对华关税被拜登政府暂时保留，美国对华进口平均关税水平从战前的约3%飙升至19%左右，提升了六倍以上。这表明特朗普时代开创的高关税对华施压成为一种新常态，美中经贸关系的摩擦具有长期性。其次，贸易战促使全球供应链部分重组。为了规避美中关税，许多跨国企业调整产地，例如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墨西哥等地。研究发现，2018–2019年的关税冲突使越南对美出口增加约14%，成为贸易战的意外赢家。美国进口来源更加多元，减少对中国依赖，这加速了中美经济“脱钩”趋势。第三，中国也在战略上寻求降低对美依赖，加快“国内大循环”等政策，推动科技自立，以应对美国的贸易和技术封锁。第四，贸易战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全球化战略，更重视供应链韧性和市场多元化。一些美国企业虽然未全面回迁，但在中国之外增加备选供应基地，以降低单一国家风险。最后，美中贸易战未能解决核心争端却带来了长期负面遗产：双方互信下降，经贸对话机制受损，双边贸易结构扭曲（大量美国农产品订单流失、能源出口未达标等）。根据牛津经济研究的估计，美中关税提高已导致美国流失约24.5万个就业岗位。美国政府为补贴因中国报复受损的农业部门，在2018-2019年拨款280亿美元援助农民，之后又追加补贴，总承诺额高达610亿美元这些都显示贸易战带来的长期调整成本由美国财政和消费者承担。总体而言，对华贸易战在长期层面推动了国际贸易格局从高度一体化走向更分化的状态，全球供应链呈现出区域化、多元化的新趋势。......